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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Ⅲ改革的“终结”与逻辑

2018-01-08 19:39:08中国金融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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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塞尔Ⅲ改革的“终结”与逻辑

  肖远企

  2017年12月7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以下简称“巴塞尔委员会”)正式通过了巴塞尔协议Ⅲ(以下简称“巴塞尔Ⅲ”)资本监管改革的最终方案,标志着“后危机金融监管改革”全面完成。改革方案一经发布,立即引起全球各方高度关注。正如欧洲央行行长、GHOS(央行行长与监管当局负责人会议)主席德拉吉指出的“新规则的发布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将创建更加稳健的资本监管制度,并且提振银行业的市场信心”。

  改革方案的最新内容

  本次改革主要聚焦在风险加权资产计量规则上。尽管巴塞尔委员会将本次改革定位为对巴塞尔Ⅲ的修订完善,但由于其重要性和深远影响,许多国际同行也称之为“巴塞尔Ⅳ”。与2010年巴塞尔Ⅲ的多维立体改革框架相比,2017年改革更具有针对性,更能压缩资本充足率计量的套利空间。

  强化银行内部模型的审慎性

  银行内部模型的“黑箱(black box)效应”一直颇受争议。2011年以来,巴塞尔委员会陆续通过全球定量测算(QIS)、虚拟资产组合测试(Hypothetical Portfolio Exercise, HPE)和校准测试(Benchmarking Exercise)等手段,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三大风险的模型法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并以此作为修订模型法的主要依据。新规则对三大风险的模型法均作出了重大改革。一是收紧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的范围。新规则重新界定了内部评级法的适用范围,例如,股权风险暴露不再使用内部评级法,大企业和金融机构风险暴露只能使用初级内评法。同时,对于可以使用模型的部分,设置违约损失率等参数的底线要求。二是更换市场风险模型方法论。采用预期缺口(expected shortfall)方法取代风险价值(VaR)方法,并强化划分、模型颗粒度和模型返回检验等环节的定性要求。三是设置了永久资本底线(capital output floor)。定量测算显示,某些欧洲大型银行使用内部模型法计算的风险加权资产只有标准法下的20%,而美国、亚洲一些银行的上述比例则达到80%以上。新规则提出,为了降低内部模型的套利空间,银行采用模型法计算风险加权资产的结果不得低于标准法结果的72.5%。此外,新规则还取消了操作风险高级计量法。

  提高标准法的风险敏感性

  本次改革对三大风险的标准法进行了全面修订。一是提高标准法的风险敏感度。大幅增加资产类别层次,采用更多的风险因子,提高风险权重的差异化和精细化程度。例如,对住房抵押贷款,根据贷款价值比设置从20%到70%共6档的差异化权重。二是加强标准法与模型法的衔接。明确将标准法作为模型法后备(back-stop)的理念,并且按照资本底线要求,使用模型法的银行也需要计算标准法下的风险加权资产。此外,在设定标准法的各项风险权重时,以模型法的计量结果作为新标准法设置风险权重的依据。三是强化定性管理要求。针对标准法过度依赖外部评级的问题,对于使用外部评级作为风险权重依据的银行,强化其履职调查等定性要求。

  巴塞尔协议的演进

  从1988年至今,巴塞尔协议走过近三十年,并从只有少数国家签署的、仅覆盖信用风险的简单协议,发展成为覆盖全球主要国家的多层次国际监管标准。回顾和梳理其演进历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监管标准改革和发展的动因及趋势。

  巴塞尔Ⅰ:国际统一标准的形成

  巴塞尔委员会的成立与金融全球化密不可分。随着跨境结算和跨境经营成为常态,设立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机制的呼声日益高涨。于是,十个国家央行行长在1974年决定成立巴塞尔委员会,通过跨境监管交流来增强国际监管合作。委员会成立后,制定国际统一的监管标准被提上议事日程,而最具现实意义的就是资本监管框架。在巴塞尔协议发布前,银行资本监管制度已受到各国重视,法国、美国、英国、德国均发布了包含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的法规,但这些监管标准仍处于“各自为政”阶段。1988年,巴塞尔委员会发布《关于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以下简称“巴塞尔Ⅰ”),成为第一部国际性银行资本监管标准。巴塞尔Ⅰ明确提出最低资本充足率、合格监管资本和风险加权资产三项基本要素。其中,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为8%,合格资本分为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两个层级,风险加权资产主要反映表内外业务的信用风险。

  虽然巴塞尔Ⅰ的计量方法和风险覆盖面都很简单,但却标志着银行审慎监管制度正式启动了国际标准模式。事实上,巴塞尔Ⅰ确立的资本充足率监管三项要素沿用至今,始终是资本监管制度的核心要件。

  巴塞尔Ⅱ:资本监管的纵深发展

  巴塞尔Ⅰ发布后,全球金融业进入高速发展周期。得益于风险计量技术的突飞猛进,银行能够更精确地计量风险和分配银行经营成本。与此同时,巴塞尔Ⅰ只能覆盖信用风险的粗线条权重体系已无法适应银行的发展,于是,巴塞尔委员会于2006年发布了第二版巴塞尔协议(以下简称“巴塞尔Ⅱ”)。

  从篇幅上看,巴塞尔Ⅱ的英文版长达347页,相比巴塞尔Ⅰ可谓是爆发式增长。巴塞尔Ⅱ的历史贡献集中于以下方面:一是构建了涵盖“三大支柱”的资本监管框架。巴塞尔Ⅱ提出,银行除应达到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以外,还应开展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并接受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即“第二支柱”。此外,还强化了银行披露资本充足率相关信息的监管要求,即“第三支柱”。二是拓宽了“三大风险”的风险加权资产体系。20世纪末,银行交易业务发展迅猛,以巴林银行倒闭为代表的操作风险事件引起广泛关注。为此,巴塞尔Ⅱ提出了由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组成的风险加权资产计量体系,大幅拓宽了银行资本的风险覆盖范围。三是引入了内部模型计量方法。巴塞尔Ⅱ突破性地允许银行使用内部模型计算风险加权资产,包括以单因子渐进模型(asymptotic single risk factor model)为基础的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以风险价值为基础的市场风险内部模型法以及以损失分布为主的操作风险高级计量法。

  巴塞尔Ⅱ将资本监管制度从一个点拓展成三维立体框架,并通过引入模型法提高了资本计量的风险敏感性,为银行完善风险计量技术提供了监管激励。

  巴塞尔Ⅲ:危机催生的全面改革

  2008年,随着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的破产,一场声势浩大的国际金融危机骤然打破了西方二十多年的金融繁荣。为避免大型金融机构破产引发系统性风险,欧美多地采用政府救助和宽松货币政策配合的方式,以挽救困境中的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经营失败引发的公共救助不仅损害了实体经济,也激起了各国纳税人的愤怒。在此背景下,巴塞尔委员会于2010年12月发布了第三版巴塞尔协议(巴塞尔Ⅲ)。巴塞尔Ⅲ对资本监管的理念和制度进行了深入拓展:一是涵盖了宏观审慎监管视角。通过引入储备资本、逆周期资本和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拓展资本抵补能力的边界,以应对经济周期和经营环境带来的冲击。二是提高了资本水平和质量。将银行资本划分为核心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新的资本结构有助于规范银行通过创新工具实施资本套利的行为。三是提出了流动性和杠杆率的定量标准。制定了包括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融资比例的流动性监管定量标准,并将杠杆率作为资本充足率的补充。

  国际监管标准发展的内在逻辑

  至此,我们已经对2017年改革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盘点,并回顾了国际监管标准的演进历程。在此基础上,可以总结出国际监管标准发展的内在逻辑。

  金融危机是国际监管改革的外部驱动要素

  以巴塞尔委员会成立为标志,在历次资本协议修订和演进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次较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或全球性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爆发。巴塞尔委员会的成立源于跨境结算问题和银行风险蔓延,巴塞尔Ⅰ则是应对拉美金融危机和跨境经营规范缺失的产物。在巴塞尔Ⅱ制定时,适逢亚洲金融危机和互联网泡沫破灭,但监管标准却滞后于市场发展。至于巴塞尔Ⅲ,则将金融监管者前所未有地暴露在聚光灯下,并且使其承担起重新修复金融监管框架的责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符合金融市场的周期性规律。

  美国经济学家明斯基曾提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认为,市场参与者都会经历“避险投资”“投机投资”“庞氏投资”三个阶段。这也基本可以反映出监管制度发展的螺旋上升模式,即市场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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